纪念任弼时120周年诞辰丨缅怀任弼时同志的光辉一生
掌上汨罗 • 文艺
2024-04-29 11:17:47

“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任弼时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在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到来之际,回顾他少年、青年、中年至逝世时立志、拼搏、奋斗的一生,回顾他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作出的卓越贡献,回顾他坚韧不拔、无私奉献,负重奋进的高贵品格,更能激励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实干、责任、担当书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万众一心,拼搏奋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缅怀任弼时同志的光辉一生

彭西玲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1904年4月出生,16岁加入青年团,18岁入党,21岁任团中央总书记,23岁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37岁任中共中央秘书长,41岁时当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开国五大书记之一,46岁英年早逝。他30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敬仰和爱戴,被誉为党和人民的骆驼。

一、勤学自立的儿童(1904-1914)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为汨罗市弼时镇唐家桥),名培国(弼时之名为1921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时所改),号二南,有一兄(早夭)三妺。任氏为书香世家,世祖、曾祖均立军功,曾获御匾“光照璧水”悬于家门。其父任裕道是个乡村私塾先生,母亲朱宜勤劳善良,在家操持家务。

任弼时从小天资聪慧,机敏过人,很喜欢读书写字。1909年5岁时开始就随父亲到其受聘的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简称作民小学)寄读,1911年7岁时正式入作民小学读书。1914年秋升入序贤初等小学四年级。自开始读书起,任弼时就做到当日功课必当日完成。在题为《勤奋》的作文里写道:“……读书不是嬉戏,不能只靠小聪明,虽天资过人,安有成就之日哉?求学之道,不外乎勤奋而已。”正因勤奋,除书读得好,文章写得好以外,任弼时还学好了绘画、雕刻、唱歌等。作民小学颁发的修业证书上写道:“学生任培国本学年总平均分数八十四分一厘七毫,列入最优等。”

任弼时幼年生活艰苦勤俭,全家收入来源全靠父亲教书微薄的工资,很是拮据。因此他常在课余时间帮助母亲挑水、劈柴、种菜,还常常打草鞋给自己和妹妹穿。由于受屈原爱国投江、岳飞精忠报国、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忧后乐故事的启蒙教育及父亲进步思想影响,在亲眼目睹社会贫穷落后、逃荒乞食、民不聊生的现象后,任弼时自觉地走上探索之路,关注起国家民族的兴衰命运,9岁即发出《自立》中:“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的醒聩震聋之声。

二、立志“造成大福家世界”的学生(1915-1924)

清末腐朽,军阀混战,致国家风雨飘摇,民不聊生,有志之士皆以救国为己任。身为学生的任弼时志向是“造成大福家世界”。

(一)湖南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读书

1915年夏,11岁的任弼时在序贤学校初小毕业后考取湖南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与该校师范二年级学生毛润之(毛泽东)成为校友。受学校师生进步思想影响,小小年纪的任弼时也愈加关注时局,忧国忧民、救国强国之志显露无疑。在《我国割让地之痛言》一文中写道:“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每受强国鼓颐鲸吞,张吻蚕食,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而遂成破碎之山河。”“呜呼!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不能收回割让之地乎!”

(二)长郡中学及五四运动时

1918年夏,任弼时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取长沙私立明德中学,1919年春,因明德中学收费较高,家中经济拮据,转入公立长郡中学(又名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读书。五四运动爆发后,任弼时上街推销国货,暑假和湘阴籍同学回乡,先后在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闾塘庙等地讲演及演“文明戏”,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回校后,接受在五四运动中成立的长郡中学学生爱国会的聘请,课余担任“贫民半日学校”音乐课教员。受五四运动精神洗礼后,任弼时思想更为开阔,树立起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寻求人个发展与改造社会相结合的雄心。

(三)赴莫求学

1920年暑假,任弼时和同学肖劲光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8月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并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1921年5月中旬,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任弼时跟刘少奇、肖劲光等十几人一起赴苏俄留学。启程之日,任弼时给父亲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家书倾诉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人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他把对家庭的义务感和责任心统统融入一生追求的大目标——造成大福家世界。

1921年7月,任弼时一行历尽艰难到达莫斯科,不久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此后三年,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严格的思想组织训练,尽情汲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营养。1922年12月7日,中共旅莫组大会上讨论通过了王一飞、彭述之、任弼时为正式党员。1924年7月,任弼时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23日,结束三年留苏学习生活,启程回国。

三、革命斗争中磨砺成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1934)

任弼时回国后,在党中央的安排下开始了革命生涯的新篇章,此后十年间,在发展青年团、反陈独秀右倾、处理长沙暴动问题、留守党中央、两度被捕、中央苏区工作、外放湘赣、率部西征等各种革命斗争中不断磨砺。

(一)发展青年团

1924年8月,任弼时回到上海,党中央安排他去上海大学教授俄语。由于东大学员们回国后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加强党团组织的各项工作,筹备党团各自的代表大会,以贯彻共产国际精神,因此,他很快就转向专职团务工作,1925年1月,任弼时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并任组织部主任,5月,任团中央代理总书记,指导青年团积极参加“五卅”运动,青年团组织在“五卅”反帝风暴中得到迅速的发展,不但人数快速增加,而且工人成分大大增长,青年团已经成为团结广大青年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核心力量。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时年21岁。对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团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任弼时明确提出把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且有三分之一的团员输送给党,壮大了党的队伍。

(二)反陈独秀右倾

1926年11月,任弼时赴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1927年4月返回上海。当时,大革命正处于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任弼时以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出席了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时年23岁。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任弼时旗帜鲜明作斗争,三上共青团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但他据理力争,毫不让步。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会议坚决纠正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把发动农民实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任弼时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三)处理长沙暴动问题

1927年9月,中共湖南省委停止原定十五日发动的长沙暴动。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给临时中央的报告中指责“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临时中央派任弼时全权代表中央处理长沙暴动问题,任弼时通过实地调查,向中央建议:“长沙暂不举行暴动”,避免了一次毫无意义的流血牺牲,保存了一批宝贵的革命力量,客观上拥护了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撤向农村。

(四)留守中央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期间,任弼时和李维汉、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留守中央的四个月内任弼时共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等通告、文件等16件,为及时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指导国内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五)两度被捕

1928年10月,为贯彻党的“六大”决议,中央派他到安徽巡视工作,不幸在南陵县被捕,酷刑之下,任弼时机智、勇敢面对,顽强斗争,经党组织及妻子陈琮英营救于年底出狱。未出一年,代理江苏省委书记的任弼时于1929年11月在上海再次被捕,这次遭遇的是帝国主义牢狱惨无人道的电刑,但他大义凛然,始终坚贞不屈,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高尚气节,他对同时被捕的周朴农说“朴农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12月25日,经中共中央特科营救出狱。出狱后,留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六)苏区工作

1930年春,党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等职务。1931年1月7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年27岁。2月13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3月受党中央派遣,到江西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在这里,他曾一度执行过王明的“左”倾错误政策。但由于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调查研究,注重革命实践,坚持实事求是,所以他从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左”倾路线的错误,认识到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因此,他便由一个“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自觉地转变为抵制“左”倾错误的领导人。

(七)外放湘赣

1933年5月,博古等人认为任弼时执行进攻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免去其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调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到湘赣后,任弼时带领省委一班人对肃反、查田、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开展紧张的调整工作,仅半年,各项工作就大有起色。对极“左”路线,他有意识与无意识地在拥有的权限范围内,力所能及地抵制着,他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些同志,保存了军队和地方的一批干部,因此在湘赣边区广大干部中,任弼时始终被认为是党政军内有威信的领导核心。王震在《红六军团小史》中称他是“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而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自己却说:“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八)率部西征

任弼时在湘赣边区工作期间,既是省委书记,又兼省军区政治委员。为突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保证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7月23日命令,将红十七、十八两个师改编为红六军团,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主席。红六军团作为长征的先遣队,突围西征,向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活动地区靠拢。1934年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的9700余将士,从江西遂川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经过79天的转战,行程5000余里,于10月24日到达印江县的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26日,中央指示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番号,任命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随后,任弼时与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一道,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请示中央批准,成立湘鄂川黔边省委、省军区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和分会委员。

四、负重奋进、团结拼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1944)

残酷的革命斗争磨砺中,任弼时成长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领导人,他有着坚强的党性,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经历湘鄂川黔根据地建设、长征、力促三军大会师、抗日前线、出使共产国际,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等,他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决心,为党和国家事业负重奋进、团结拼搏。

(一)湘鄂川黔根据地建设

1934年11月,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坚持整整一年的斗争。这期间,任弼时为根据地建设建立了重大功绩。在军事方面,任弼时、贺龙、萧克等指挥红二、六军团结成一个整体,从侧翼打击敌人,牵制包围中央苏区的蒋介石军队,保证红军主力顺利突围、长征。在政治方面,任弼时首先花很大精力,纠正夏曦在湘鄂西执行的“左”倾错误路线,消除其危害。在群众工作方面,任弼时领导湘鄂川黔根据地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在任弼时等的正确领导下,湘鄂川黔根据地,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努力,得到很大的发展。由1933年底的10万人口的狭小地域,至全盛时期,已发展成为以湘西北的永顺、大庸、桑植、龙山为中心,包括沅水流域的保靖、沅陵、慈利、桃源,澧水流域的石门、临澧、津市,鄂西的宣恩、来凤、咸丰等一大片地区,拥有20000多正规红军和大量地方游击武装以及100万以上人口的苏区。

(二)长征

中央红军北上以后,湘鄂川黔根据地作为当时长江以南苏维埃运动最重要的柱石,对红一、四方面军的配合作用和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威胁都很大。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组织“会剿”。1935年11月19日,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瑞塔铺誓师突围,开始长征。这次远征经过撤离桑植、转战黔西大定、毕节,千里回旋乌蒙山,费时7个多月,行程1万多里,于1936年6月30日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组成)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极其艰难困苦的长征途中,任弼时身体虚弱,经常生病,其夫人陈琮英又产后不久。任弼时带着疾病,肩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任务,背着出生不久的女儿,以无比顽强的毅力,在漫漫长征路上奋进。

(三)力促三军大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维护、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任弼时身上。他是非分明又策略有方,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和朱德等同志既严肃地批评张国焘,又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同时又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谈心,宣传北上抗日的意义,终于促成了两大主力红军共同北上抗日。1936年7月3日,任弼时随朱德、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北上,继续做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工作,9月初回到红二方面军指挥部,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分别与甘肃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红军长征也胜利结束。

(四)抗日前线

1936年1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彭德怀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治委员。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任弼时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共合作以后,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9月20日,朱德、任弼时等率领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奔赴华北前线,抵达山西。10月,中央任命任弼时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他和朱德、彭德怀一起,率领八路军深入山西敌后,扩大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敌后抗日的新局面。

(五)出使共产国际

1938年2月,任弼时从山西抗战前线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不久,受中央委派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当时,党内王明以共产国际自居,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任弼时到达莫斯科以后,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阐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7月,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与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1938年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转达共产国际指示,批评王明右倾错误,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会议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思想,这是党成熟的一个标志,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也是和任弼时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任弼时驻共产国际两年多时间,积极宣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赢得共产国际和各兄弟党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援助。这对促进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六)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以后,即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党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并主管中组部、西北局和工、青、妇工作。从此,他承担起中央大部分“家务”,从建立中共中央办公厅,调整改革中央机构、精兵减政,到协助毛泽东进行延安整风,发展大生产运动,筹备七大等,日复一日,殚精竭虑。不论在理论探索上,组织管理上,还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都竭尽全力协助毛泽东,支持毛泽东,也为毛泽东摆脱日常事务,专心研究革命理论和党的建设等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

五、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后的忘我操劳(1945-1950)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此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转战陕北,筹建新中国。其时,他的身体已每况愈下,但他坚持为革命事业忘我操劳。

(一)七大召开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任弼时1940年开始负责筹备七大,直到1945年七大胜利闭幕,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会务等方面进行充分准备,会上任弼时以全票当选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一致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成为全党爱戴的五位书记之一,时年41岁。继续分管书记处日常工作,组织工作,经济工作,和工、青、妇群众团体及西北中央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

(二)全面内战前夕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于1945年8月29日,在重庆谈判,历时43天,签订《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1945年11月任弼时被检出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非常危险。但他仍坚持超负荷工作,主持各解放区负责人研究土地和财政、金融、贸易等经济问题座谈会,为中共中央起草《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等。

(三)转战陕北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中旬,蒋介石调兵大举进犯延安。中共中央于3月18日主动撤离。3月26日,枣林沟会议上决定成立前委和工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组成前敌委员会,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任弼时担任前委机关中央纵队司令员,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7月,周恩来接替),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中与敌人转战一年多。毛主席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我和恩来、弼时在陕北的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在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发展时,他带病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土改情况,及时指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要求各地立即加以改正。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任弼时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后经毛泽东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土改政策的文件,在各解放区公开出版发行,对保证土地改革健康进行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3月23日,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结束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多公里的转战陕北斗争。

(四)解放全中国

1948年夏,党中央机关迁到西柏坡。9月8日至13日,西柏坡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会后,五大书记每晚到毛泽东处集体办公,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并进行筹建新中国的准备工作。这时,任弼时的疾病已经恶化,组织上一再要他休息,他却带病坚持。1949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夜以继日地研究关于建国以后的各项重大事件,经常工作到深夜两三点。到1949年春,因劳累过度致使病情加剧,血压上升到220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达110次。这种情况下,医生再也不同意他工作,要他立即休息。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4月11日,任弼时抱病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时因病无力支持,后半部分由荣高棠代为宣读。10月1日开国大典,因病未能出席,在玉泉山收听实况广播。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去苏联就医,12月上旬抵莫斯科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年底,移住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苏访问的毛泽东两次前去看望。

六“骆驼”的生命终点(1950.10)

在苏联养病期间,尽管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对他关怀备至,但他心里总是想念着工作,思考着新中国建立后的各项建设事业,因此自己感觉稍为好些时,就立即回国。1950年4月任弼时回国以后,中央决定让他继续休息一个时期,他却于6月26日写信给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要求给他工作。7月,参加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1950年10月1日,任弼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国庆一周年大会。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战局问题,任弼时同意赴朝作战主张。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纪念《中国青年》杂志创刊二十七周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他非常关心战局的发展,常在深夜批阅电文,研究文件,查看地图,顶着疲劳参加各种重要会议,或找各方面的干部了解情况,研究问题。24日,白天工作一天,晚思考朝鲜战局至深夜,25日晨七时,因过度劳累病情恶化,突患脑溢血。27日12时36分医治无效,心脏停止跳动,年仅46岁。

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讣告,沉痛宣告任弼时逝世。2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为他覆盖党旗。30日,首都各界4万人集会进行追悼。

任弼时是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青年团建设、反陈独秀右倾、湘赣及湘鄂川黔根据地建设、西征、长征、力促三军大会师、抗日战争、出使共产国际、筹备七大、转战陕北、土地改革、筹建新中国中立下不朽功勋。他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富有政治远见;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办事细致周到,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他为人正直,公道正派,坚韧不拔,甘于自我牺牲。他为党、为革命,忘我操劳地奋斗整整三十年,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叶剑英怀念:“三十年来,任弼时同志经历了各种艰苦的斗争,对我党的青年工作、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作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弼时同志却终身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心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什么名誉地位,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他总是三十年如一日地为党为人民贡献出他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作者:彭西玲 中共汨罗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彭西玲

责编:张咪

来源:汨罗市融媒体中心

专题纪念任弼时同志120周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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